人们还要问，发生吕布克被杀这样的恶性事件，究竟是因为德国情治部门束手无策，还是重视不够？

　　随着越来越多信息的曝光，人们发现，这类触犯法律的行为多年来在司法界并未引起重视，负责反极端言论的检察官们常会被同行耻笑，说这类案件“无结果，无效应“，最多就是罚款和缓刑处理，九游中国娱乐不值得跟踪。九游中国娱乐

　　司法机构这种“坐视”和“漠然”的态度，对极端个人和组织而言，无异于“纵容”和“鼓励”。

　　还有，社交媒体的运营商对监管自己平台上这些言论并不感兴趣。在政府一再施压的情况下，它们虽然答应改善这方面的工作，但效果甚微。有关吕布克视频的不断传播就说明了这点。

　　在言论自由和个人隐私至高无上的西方社会中，如何对待网络上宣传仇恨和传播假新闻这个现象，必要时如何查找消息源的IP地址，则属于另一个难以界定和应对的难题。

　　更为棘手的是，面对社交网络上出现的言论，司法部门如何来界定什么属于“具体威胁”或“鼓动犯罪”？

　　譬如，在萨克森州的一次极右活动中，有人高举挂着总理默克尔和时任外长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的绞架，检察院认为，这也可以被解释为象征两人的“政治死亡”，因此放弃了进一步追究。

　　一涉及到司法调查，诸如“就地正法”、“绞死他”、“靠墙枪毙”这样的言论转眼就会被辩论成“不具体”、“太抽象”、“没有作案时间和地点”。司法部门作出的这类结论据说数以百计。

　　仇恨能转变为暴力，相信这点不难。但在具体到某个事例中，要调查部门证明某个具体言论与某个具体犯罪行为之间的直接关联，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了。这是西方法制面临的一个瓶颈之处。

　　当西方（包括德国）视中国的“网络管理”为“洪水猛兽”的时候，是否联想到自己在保障公民安全和社会安定时束手无策、捉襟见肘的“窘境”呢？

　　在网络和信息时代，天边角落发出的一个信息都有可能在你生活的周围引起反应，产生效应，更不必说信息被刻意歪曲和敌意使用了。大连男子暴力视频被西方极右势力用作仇视难民的事情便是一个很现实的例子。

　　而且，仇恨从播种到结果，这里不能否认有所谓“时间差”，即所谓“发酵期”的存在。不马上出现恶果，不等于这些言论不危险。吕布克从发表那次讲话到他被恩斯特打死，中间过了差不多四年的时间。

　　对此，德国《南德意志报》发表评论文章，题目就是：许多人希望他死，直到有人真的扣动了扳机。

　　吕布克的死或许唤醒了社会舆论和政府部门。如今，再“怠慢”此类案件的可能性应该不大了，政治家也不可能再“顾左右而言他”了。日前，德国司法部长联席会议已决定，重新审核右翼暴力的威胁性。

　　但是，问题并非只是法律上还存在漏洞，而是在执行现行法律时就存在不少盲点，包括重视程度、机制掣肘、装备滞后等因素。

　　有人说，德国人彼此之间的相处以及社会机制的运作都基于对“责任“问题的拷问：

　　事先考虑“责任”问题，导致机制的设立分工明确、泾渭分明；处理过程中考虑“责任”问题，导致各自为阵，高高挂起；事情发生后考虑“责任”问题，则导致相互推诿，找替罪羊。

　　几乎每次丑闻或恶性事件发生后，都会出现这一幕。吕布克被杀后，德国媒体和政府部门，又一次开始了漫长的责任“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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